美元霸权下中美国模式的走向如何？又是如何收割全世界的呢？
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，到特朗普政府发起关税战，这十几年是中美经济互动与全球化的黄金时期。
中国提供庞大的工业产能、丰富的商品服务与勤勉的劳动力，美国提供全球领先的消费市场，以及支撑全球化运转的金融与贸易结算工具美元。
在这种模式下，两国均获得了巨大收益。
中国实现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工业化进程，当前工业产能占比已超过二战后的美国，九三阅兵所展现的不仅是军力，也是整体国力与工业实力的体现。
同时，中国还完成了大规模的国家财富积累与民众阶层跨越，即便近年经济面临下行压力，以20年为周期，无论是月薪3000还是年薪百万的群体，生活水平均较20年前有显著提升，这一成就远超多数发达国家。
对美国而言，收益同样显著。
在货币超发的背景下实现了财富积累，且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通货膨胀。
华尔街与硅谷的巨头借助中国的庞大产能，实现了财富量级的跃升，从百亿级富豪迈向万亿级富豪，这一过程离不开中国市场的支撑。
当然，这种互动模式也存在副作用。
对中国而言，曾面临美元外汇储备激增带来的“货币税”压力，美国每轮量化宽松都会稀释中国持有的美元资产价值。
同时，对出口与外资的依赖也曾引发经济安全担忧，不过近年通过调整美债持有量、将外汇盈余用于采购巴西大豆、阿根廷牛肉、澳大利亚铁矿等举措，已逐步缓解这一问题，外汇储备始终稳定在3万亿美元左右。
美国的副作用则更为突出，工业体系空心化导致中部地区沦为“铁锈地带”，贫困问题加剧。
需要明确的是，这并不只是中国造成的结果，是美国自身放弃工业化、沉迷金融投机、追求短期利益的选择，最终需由其自行承担后果，这一后果正不断侵蚀美国的工业基础与国力根基。
支撑中美经济互动模式的核心支柱，是建立在美国霸权之上的美元霸权。
美元作为国际贸易结算的“润滑剂”，避免了回归物物交换的高成本模式，美元霸权的稳固依赖两大基石。
一是美元的不可替代性，全球需认可唯一“货币税”征收地位。
二是对美国不滥用货币与金融霸权的信任，相信其不会随意实施制裁或追求非理性诉求。
如今，这两大基石正被美国自身动摇。
一方面，俄乌冲突后，美国利用SWIFT体系冻结俄罗斯资产、制裁中小国家，将美元“武器化”的行为愈发频繁，对日本、韩国、欧盟等盟友也不例外。
另一方面，随着中国国力与工业实力的快速提升，工业产品已占据全球半壁江山，国家信用显著增强，美元的不可替代性正被逐步削弱。
在此背景下，中国推动的人民币国际化体系与欧元、卢布不同，依托强大的经济与军事实力，美国难以遏制。
美元的真正“锚点”其实是中国的产能，这一现实注定中美传统经济互动模式终将被打破，也是“百年未有之大变局”在中美关系中的具体体现。
认清中美双方的意图，是理解当前局势的关键。
美国的核心诉求是推动再工业化、弥补贸易逆差与财政赤字，这一目标几乎无法实现。
只要美元依然是世界货币、美国产能现状未改善，贸易顺差便无从谈起。
想要要扭转工业空心化，需要打破金融利益集团对制造业的“吸血”格局，这相当于一场烈度不亚于南北战争的内部革命。
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，都缺乏推动变革的勇气与实力，毕竟触动既得利益远难于触动灵魂，这些利益集团甚至对总统决策拥有巨大影响力。
中国的意图则更为清晰，作为现有世界经济体系的最大受益者，中国无意挑战当前国际秩序与贸易结构，仅希望在无额外关税与制裁的环境中稳步发展。
同时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会保持审慎节奏，避免因过度推进导致金融过度扩张与产业空心化，毕竟制造业是中国的立国之本，无法承受产业流失的风险。
当前的中美关系，本质上是两大经济体基于实力的博弈与交易，欧盟、日本等国家已难以参与核心决策，类似当年雅尔塔会议中美苏主导全球利益分配的格局。
美国试图在军力、科技、金融、价值观仍存优势时，最大化谈判筹码，中国清楚，随着自身军力、经济、科技实力的持续提升，美国的优势将不断被稀释。
美国的谈判诉求明确：要求中国开放更多市场、扩大美国农产品进口、投资美国中西部工业基础设施与工厂。
关键问题在于，美国需摒弃当前的强硬姿态，以平等协商的态度换取中国的合作，不是通过威胁施压。
中国并非日本、韩国，具备实施反制的实力，美国需拿出足够诚意与筹码，才能换取中国的回应。
中国的核心诉求是保障经济安全，作为现有体系的受益者，只要摆脱关税与制裁束缚，凭借工业实力足以在全球竞争中占据优势。
对美国而言，无论与中国达成何种交易，都将对美元国际化造成沉重打击。
一个奉行“门罗主义”、优先本国利益的国家，无权维系国际货币霸权。
国际货币霸权的收益（货币税）与责任（承担全球治理、让利盟友、保障短期利益）相辅相成，而美国当前既想保留收益，又不愿履行责任，国力已难以支撑其“巧取豪夺”，陷入了“要么找死、要么等死”的两难境地。
从长远看，美国让出世界老大地位是必然趋势，区别在于“文斗”还是“武斗”，美国不敢轻易动武，“等死”反而成了相对缓和的选择。
中国则掌握着时间优势，不需要急于求成，台湾问题等议题终将随着中国实力提升与美国衰落“水到渠成”地解决。
对中国而言，未来需关注两大问题，一是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后，如何避免金融过度发展与产业空心化风险。
二是成为全球主导者、规则制定者后，如何平衡短期利益与长远发展，实现权利与义务对等，做好全球治理的成本与收益核算。
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支撑，中美终将达成新的利益平衡，而具体交易内容，只需拭目以待，时间在中国这边，麻烦可能就在美国那边。
需要强调的是，这些国际经济动态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。
月薪3000能存钱、用上智能手机、乘坐地铁、享受医保，背后是国家经济实力的支撑。
股市波动、投资方向选择，也与中美经济博弈直接相关，认清局势才能更好地应对时代变革。
提及美国如何“收割”全球，需从美元霸权的起源与演变说起，看清建立、巩固与动摇的全过程。
将货币与黄金挂钩的是英镑，18世纪，英国历经四次英荷战争、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后，成为“日不落帝国”，正式推行金本位制，规定1英镑含7.32克黄金（当时金币含金量达90%）。
后来英国发现，无需在金币中添加足额黄金，降低含金量仍可维持货币流通，这便是“铸币税”的起源。
两次世界大战彻底摧毁了英镑的金本位体系。战争期间，英镑稳定性大幅下降、持续贬值，各国不再接受英镑作为贸易结算货币，英国被迫放弃金本位，英镑霸权时代宣告终结。
二战期间，各国开展军火与物资贸易时，均拒绝接受英镑结算，转而要求以黄金支付，美国也不例外。
经过数十年战争，美国成为最大赢家，1945年黄金储备达2.17万吨，占全球总量的75%以上，为美元崛起奠定基础。
受“铸币税”的巨大诱惑，美国不断增发美元。
这种无节制的货币增发行为，让美元供应量急剧膨胀，远超黄金的储备价值，严重破坏了货币发行的基本规则。
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际，美元供应量飙升至美国黄金储备价值的66倍，导致发生严重失衡，这个问题的出现迅速被经济学家发现。
最初，为稳固货币信用，美国仍对外承诺美元可按固定比例兑换黄金。
法国率先采取行动，大规模将持有的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，并动用轮船、飞机等运输工具，将兑换到的黄金批量运回国内。
这一举措引发连锁反应，其他国家担忧黄金储备被耗尽，纷纷效仿法国，开启美元兑换黄金的进程，全球性“美元危机”由此爆发。
从1960年到1973年的13年间，全球范围内共爆发10次美元危机，持续冲击布雷顿森林体系。
1971年，尼克松政府正式宣布停止美元与黄金的兑换业务，这一决策直接标志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。
1973年，各国陆续放弃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度，美元与黄金彻底脱钩。
之后，美元的国际地位显著下滑，在欧洲部分国家甚至出现了公开拒收美元的现象。
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期间，以沙特等国为核心的阿拉伯产油国组织（OPEC，中文简称“欧佩克”），为反制美国和盟友对以色列的支持，果断采取石油减产与出口禁运措施，这一行动直接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第一次石油危机。
不到20天，欧盟与日本便因能源价格暴涨反水，谴责以色列并要求其撤军，凸显了石油作为“超级大宗商品”的影响力。
美国从中意识到，可将石油作为美元与全球货币的新连接点。
通过谈判，美国与沙特达成协议：沙特承诺以美元作为石油出口的唯一计价与结算货币，其他国家购买沙特石油必须使用美元。
作为交换，美国为沙特提供安全保护，并出售先进武器。
沙特选择合作的核心原因有两点，一是石油收入占其财政收入最高时超过90%，石油滞销将直接导致国家财政崩溃。
二是沙特每年军事支出占比超10%，需依赖美国的安全保障与武器供应，美国、欧洲、日本是当时最大的石油买家，与美国合作可确保石油出口稳定。
石油美元体系的建立，不仅稳固了美元霸权，还淡化了特里芬两难的影响。
考虑到石油价格受供需影响波动较大，无法固定“1美元兑换多少石油”，2012年美联储确立以通货膨胀率为核心的货币政策框架，将美元与通胀绑定，通过调整利率与公开市场操作，将美国通胀率控制在3%左右的目标区间，以此维持美元稳定性。
关键是，美国可通过加息、降息调节美元流动性，在自身爆发金融危机时，将风险转移至全球，比如2008年次贷危机后通过量化宽松让其他国家承担通胀压力。
当其他国家爆发危机时，往往需经历数年甚至数十年的衰退，日本“消失的三十年”便是典型例子。
回顾历史，荷兰盾、英镑的霸权地位均非一朝一夕崩塌，最终都走向衰落，美元也不例外。
当前，特朗普政府重启关税战等行为，正不断加剧全球对美元的信任危机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、非美元结算体系的推进，都在加速美元霸权的松动。
相信随着中国的崛起，全球终将打破美元垄断，建立更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，而我们每个人，都将是这场时代变革的见证者与受益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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